特征特性：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引领粮食全链条减损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求为出发点，从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梳理了我国当前粮食损失的现状与困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核心问题，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实现路径。研究之后发现，在理论逻辑上，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风险科学性防范和生产关系适应性优化来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在现实基础方面，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客观条件日益完备，包括政策支持体系逐步完善、资源投入水平持续提升、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农业机械装备提档升级。然而，仍存在节粮减损体系有待健全、关键核心研发技术面临挑战、高效粮食流通体系尚未形成以及节粮减损监督管理力度仍需提升等核心问题。未来应以制度系统性完善为先导，优化节粮减损工作体系；以技术跨越性提升为核心，夯实节粮减损条件基础；以组织适应性优化为重点，推进节粮减损协同参与；以策略匹配性协同为保障，强化节粮减损工作落实。

  保障粮食安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更是抵御国内外风险挑战、确保新发展阶段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因此，深入实施粮食安全战略，重视粮食全链条节约减损尤为关键[1]。联合国粮农组织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的粮食损失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3.9%[2]。我国每年粮食损失总量已接近年均产量的20%[3]。相比于提高粮食产量或依赖粮食进口，节粮减损的“无形良田”能够更有效地缓解粮食增产保供压力[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节粮减损工作，推动了一系列综合举措降低粮食损耗。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挖掘粮食机收减损潜力”。近年来，得益于恰当有效的政策支持，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的能力不断的提高，节粮减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2023年，农户储粮损失率减少至2.9%，储存周期内国有粮库的综合损耗率保持在1%以下，但仍存在不小的潜在及直接损失。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全产业链损失率分别为26.2%、16.7%和18.1%，约占三大主粮总产量的20.7%，节粮减损空间依然巨大。预计2025至2035年间，水稻、小麦和玉米仍具备2000万~9500万t的减损潜力[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背景下，加快科学技术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已成为革新农业生产模式、推动节粮减损的重要方法[6]。习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7]。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即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基础上，融入创新元素和技术力量，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跃迁，为推进粮食全链条减损提供更多元、更高效、更精准的行动方案[8]。从学术研究来看，关于粮食减损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粮食损失的规模测算和减损的应对策略。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仍存在两方面内容有待深化：一是缺少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粮食减损问题的探讨；二是全产业链粮食减损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在对粮食全链条损失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当前我国粮食损失的现状与困境，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理论逻辑，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现实基础和核心问题，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实现路径。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受到各环节利益主体行为、环境条件、技术装备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粮食损耗的原因复杂多样。虽然对不同环节粮食损耗的现状评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结果都证实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全链条的损失仍比较突出。参考高鸣和江帆[9]的研究，本研究将粮食全链条损失定义为，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中，由于管理不善、设备制约或操作不当，导致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主粮数量的减少或质量的下降。相关测算发现，2022年，我国粮食全链条损失率达到8%。具体来看，生产环节约占总损失的27%，储存和流通环节约占33%，加工环节约占9%，消费环节约占31%[10]。本部分主要对粮食损失现状及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

  生产环节的粮食损失指的是育种、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阶段的全部损失，主要是由于种植过程中的种子遗漏、过量用种、极端天气以及病虫害等多种因素造成，具体来看：一是由于土壤肥力下降或种质缺陷导致的潜在损失。优质种质资源由于保护不力、开发利用不足或育种技术滞后，导致种源流失或丧失，特别是主粮作物地方品种的丧失率高达71.8%[11]。此外，由于种子发芽率低、播种机械质量、生产方式粗放等因素，每年也会导致约50万t粮食损失。从收获环节来看，水稻、玉米和小麦收获的平均损失率为4.09%。造成损失的因素既有田块条件、收获时机、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也有机手作业操作和机具功能性能等主观原因。二是由于自然灾害冲击导致的直接损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我国0.5亿t以上的粮食减产，其中旱灾造成的冲击最为严重，每年耕地旱灾面积占总受灾面积的42%，导致约0.125亿t的粮食损失[12]。以2023年为例，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0.1亿hm2，其中绝收面积接近10%。随着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率和强度增加，粮食安全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自然灾害威胁。

  粮食流通是连接粮食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包括粮食的储存、运输、加工等多个环节。据统计，我国在粮食储存、运输和加工环节的年损失量超过0.35亿t，整个产业链的总损耗率为12%左右，尤其是在粮食加工和储运方面，存在很明显的短板弱项。以我国三大主粮为例，收获、储存和加工环节损失分别占总损失的17%、31%和22%，综合损失率超过20%。其中，粮食过度加工是重要的损耗源，损失比达6.03%[13]。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粮食消费的精细化偏好，导致加工公司为迎合市场需求，逐渐陷入了“越细越好”的加工误区，不仅难以实现粮食品质的提升，反而造成了粮食资源的间接浪费和营养价值的流失。在粮食储存环节，部分地区面临严重的仓储容量受限和区域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导致粮食出库效率不高，陈粮存在一定的损耗风险[14]。当前，在小麦、水稻和玉米的储存中，由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自储的比例分别约为5%、50%和70%。然而，农户在储粮方式选择上主要依赖于传统经验和习惯，都会存在储粮设施不达标、科学储粮意识欠缺和粮食产地烘干能力不均衡等困境，鼠害、霉变和虫害的损失分别占农户储粮损失的49%、30%和21%。

  消费环节的粮食损耗主要是在粮食零售和消费过程中，由于消费渠道、习惯和意识等因素造成的可食用粮食数量的减少[15]。粮食浪费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尽管我国的人均浪费水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粮食总浪费量仍然十分惊人。尤其是在商业餐饮、公共食堂和外卖点餐三个场域，粮食浪费尤为严重。其中，餐饮业是我国粮食浪费的“重灾区”，每年约有0.40亿~0.50亿t粮食在餐桌上被浪费。高校食堂中的粮食浪费情况也十分惊人，有研究表明，超过七成的大学生存在食物浪费行为，人均每餐食物剩余量超60g，平均食物浪费率超过12%[16]。与别的形式的食物消费相比，外卖食物的浪费问题更为严重，浪费程度明显高于家庭和食堂就餐浪费水平[17]。此外，中国社科院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婚宴酒席浪费超过四成，生育、百日等特殊庆典的浪费约为30%，商务宴请、亲友聚会的浪费率大约在30%~40%之间。消费者的环境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等特征都是导致粮食浪费的主要因素。

  生产力的提高依赖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如图1所示，新质生产力是内蕴丰富的发展要素，通过解构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生产关系，可以梳理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构想的可行性，通过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效应、要素配置效应、风险防范效应以及生产关系优化效应，能够有效提升粮食系统损耗的可控性，提升粮食全链条减损的效率和效果。

  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重点是创新要素的集成，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之一。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兴起和推广，为节粮减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首先，优化耕地保护与良种培育。良种培育已被证实可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其贡献率高达45%[18]。生物育种技术是良种培育中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培育推广具备节种、宜机、低损特性的优良品种，能够提升粮食作物抗旱、抗涝、抗虫等特性，保障优质粮源的稳定供应。此外，保护性耕作等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具有蓄水保墒、改良土质、增强作物抗倒伏能力等功能，可提升农作物抵御自然灾害风险和农田综合生产能力[19]。其次，突破粮食储运减损技术瓶颈。通过升级和推广现代化农机装备，支持设计和研发更加小型化、便捷化的家用烘干、除杂和储存设备，降低储粮损失率。最后，提升粮食加工装备的技术水平。以稻米加工为例，当前我国粳稻、籼稻的出米率分别约为65%和63%。采用适度加工生产技术后，出米率可提高3%~5%。此外，生物技术的深入赋能也能够突破粮食加工副产品高效高值化利用的瓶颈，提升成品粮转化率及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减少工艺流程中的粮食损耗。

  大量的粮食损耗和浪费证据说明，我国粮食产销系统的要素配置效率相比来说较低。与非农产业或其他农业子产业相比，粮食生产的技术与要素投入往往并不匹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偏离了最优状态[20]。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可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为推进节粮减损工作奠定基础。具体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形态，突出新型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迭代升级，实现人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市场中的有机整合，从而提升劳动力、农业机械、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效率。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优化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结构，推动精量播种和适量播种，促进粮食生产各环节的有效融合[21]。通过提升农业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技能，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精细化调度机具对接需求，减少因操作失误导致的粮食损失。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粮食流通体系和物流模式的变革。2022年我国粮食物流总量超过6.3亿t，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实时追踪粮食的加工、运输和销售等环节，提高全流程的可追溯性。此外，依托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能够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更好地匹配粮食供应与市场需求，提升粮食系统的运行效率。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健全粮食产后服务体系。一方面，通过采用适度加工技术能够大大降低加工环节的粮食损耗。另一方面，有效协调优化供应链各环节的服务供给，促进生产、收储、加工、物流与消费等主体的协同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粮食流通的全过程监控，降低运输和分销中的粮食损耗。

  提升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新质生产力能够对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中的各环节做全面优化，以实现更为精准和高效的监测预警，有效识别粮食产销过程中的关键风险点，提升粮食系统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对威胁粮食安全的各类风险源进行相对有效监控[22]。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风险监控预警水平。通过全力发展智慧农业，规范开展田间管理，加大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控、气象灾害预警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防灾减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3]。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粮食适时收获和应急抢收能力。传统粮食收获时间的判断主要依赖于人工经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数智化手段，实现农作物种植环境和长势情况的实时监控，并预测有几率发生的灾害，以此来实现对最佳收获时间的精准研判。为应对强降水、大风等可能会导致农田积水、作物倒伏及农机供给不足等紧急状况，制定灵活详尽的应急预案，提升抢种抢收应急服务的供给能力。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应对粮食产销中断、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的能力。充分的发挥新质生产力优势促进粮食系统普惠共享，使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递更高效，各参与主体可根据现实情况灵活有效地应对市场波动。此外，通过深入分析监测数据，能够有效识别导致粮食损失的根本原因和高风险环节，并更具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优化。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优化是推进粮食全链条减损的重要动力[24]。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各部分的优化组合，在此基础上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使其能适应和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效能。具体来看，通过市场机制缓解生产力要素的定价和配置效率问题，是新型生产关系调整的关键方向，对推进粮食全链条减损具备极其重大意义[25]。第一，通过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合作模式，促进生产要素集聚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逐渐被灵活性更好高效的网络化、扁平化模式替代。通过集成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管理手段，提高生产环节的透明度和协调性，有效监控和降低各环节的粮食损耗。第二，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产者转变为农业企业的合伙人，不仅仅可以优化生产环节中的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生产环节的粮食损耗，还能在储存、运输、加工等过程中减少损失。第三，新型生产关系有助于优化分配的方法。完善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助于构建更稳定的供应链，减少因市场波动造成的粮食损失。此外，通过政策引导健全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能够保障农户实施粮食减损行为的经济收益，提升节粮减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完善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的条件。近年来，党和政府逐步的提升政策调控和客观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统筹，从多点探索到渐成体系，制定完善了《科技强国行动纲要》等发展的策略规划，持续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实现了从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升，涌现出一批科技标志性成果，整体研发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实现了农业“由大到强”的发展转型。《“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和《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进一步强调了智能农业和数字农业的重要性，预计到2025年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将超过64%，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至80%，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5%。为此，相关部门有序开展了农机装备补短板、种质资源创新、数字乡村建设等系列行动，并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农户和企业采纳先进技术。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侵权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然而，科技创新投入通常具有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风险大、收益不稳定等特点。因此，国家财政将科技创新作为优先保障的重点领域，以关键技术突破为工作重点，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资源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始终保持较高强度，从2010年的4197亿元上涨至2022年的11128亿元，增长近2.65倍。其中，财政农业科技经费从2015年的282亿元提高至2020年的380亿元。从科技服务供给来看，2022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的企业总数达到24.8万个，在孵企业的从业人员为305.6万人，在孵企业总收入超过10821亿元。全国研发人员的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324.7万人年增长至2022年的635.4万人年，稳居世界领先地位。此外，国家还高度重视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的优化，培育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人才队伍，不断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以提高科技创新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为与高资源投入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相契合，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新型生产关系正在加速形成，以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积极的政策支持和充分的资源投入有力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研究显示，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在2012—2022年间保持了快速增长，复合年增长率超过10%，其发展水平从0.052提升至0.151，增长了近3倍[26]。这一进展促进了农业产业链中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加快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累加式向乘数式转变。2023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92.1万件，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63%，比2010年增长了11%，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稳步突破，构建了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覆盖率超过54%。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2年的57%增长至2022年的73%以上。此外，在数字科技成果的赋能下，现代化粮食流通基础日益夯实，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和关键节点的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粮食全产业链的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农业生产已从以依靠人力和畜力为主，转变为以机械和科技赋能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和智慧农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机装备制造能力稳步提升，现已成为全球农机应用的领先国家之一。农业农村部2023年数据显示，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已超过10.78亿kW，特别是在粮食作物机械领域，农机装备的存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收获机、水稻插秧机的保有量分别为173.1万台、63.8万台和98.8万台，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超过13万架，为粮食全链条减损奠定了坚实的装备支撑。此外，技术进步也提高了农业机械的智能化水平，特别是5G、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入应用。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已有超过200万台农业机械装备了北斗终端系统，大幅提升了农机作业的效率和精度。值得一提的是，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应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2020年的不足5万台/套提高到2023年的超20万台/套，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4%以上。农机装备的提档升级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不仅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还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传统生产力嵌入粮食全链条已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需要明确并解决节粮减损工作体系有待健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面临挑战、高效粮食流通体系尚未形成和节粮减损监管力度仍需提升等关键问题。

  粮食损失和浪费是威胁整个粮食供应链的系统性问题。新质生产力在粮食全链条的赋能需要注重与传统生产力的适配和兼容，通过培育和发展先进生产力质态，加快补足节粮减损体系长期存在的短板，以确保新技术能够无缝嵌入现有的生产和加工流程中，避免出现因技术不兼容造成的效率损失。具体问题包括：一是节粮减损工作缺乏标准引领。全链条节粮减损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但目前我国在节粮减损标准化工作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跨部门和跨领域的重要标准制定与协调机制。这限制了新质生产力效能的有效发挥。例如，粮食储存、运输和加工等环节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标准，导致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粮食损失和浪费。二是缺乏高效的粮食库存保障体系和常态化的粮食损失调查制度。当前粮食损失评估的系统性和时效性不足，难以为决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27]。导致政策制定者因无法及时掌握粮食损失动态，影响政策设计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三是技术推广和衔接制度亟需优化。节粮减损技术推广的渠道不畅，农户和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不高，导致技术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现代科技的赋能要求节粮减损技术配套完善的体制机制，并与实际应用需求紧密衔接，形成高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体系，以有效解决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堵点卡点。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取得了显著提升，2023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许多领域仍处于追赶阶段，缺乏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技术推广和应用过程也不够顺畅。此外，技术集成相对缓慢，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场域。面对新兴生产技术，技术适配性和兼容性问题已成为了重大挑战[28]。一是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不足。我国种子企业面临“山多峰少”的结构失衡问题[29]，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企业不足总数的1.5%，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核心技术缺失。相关问题还体现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系统集成和融合应用不足等方面。二是技术学习成本和应用壁垒。精准农业工具、生物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通常需要与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体系协调。然而，智慧农业、科学储粮、智慧物流等技术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国内粮食收获机械尚未达到高效低损要求，尤其是丘陵山区的粮食机械收获损耗和物流成本仍有下降空间[30]。三是风险预警能力有待提升。目前，粮食流通环节的风险预警能力仍显不足，缺乏系统高效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难以有效识别和应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风险。

  尽管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在现代粮食生产流通体系中不断提升，但整体效率和粮食损失率仍未得到根本改善，新质生产力尚难以完全支撑粮食全链条减损的需求。具体如下：一是粮食流通各环节的技术和设施相对落后，产业链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特别是在粮食储运方面，效率提升仍有较大空间。普遍存在的低效储运设施和落后的仓储技术是粮食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缺乏环境控制技术使得粮食在储存过程中易发生品质下降和数量损耗。此外，相关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产业链企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粮食储运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储备规模的科学性也需进一步论证和优化[31]。二是粮食加工企业资金积累和研发投入动力不足，对市场信息的关注度不够，且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平台。粮食销售企业在流通产业链和供应链条的优化空间不足，导致其提供的储存时间较短，市场波动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弱[32]。三是部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物流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较低，粮食物流园区的集约化水平尚未达到预期。亟需建立智能、高效、绿色的新型粮食流通体系，以推动粮食流通的精细化和高效化，实现粮食减损和提质的双重目标。

  克勤克俭文化在基层的削弱，是导致粮食减损工作陷入瓶颈的重要因素之一[33]。粮食产后减损具有外部性特征，单靠市场力量难以推动消费者主动采取减损措施[34]。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粮食全链条减损中的作用，必须推动体制机制的适应性变革，提升各方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的创新，还涉及管理和制度的改革。然而，部分消费者存在购买过多、点餐过量等不良消费习惯，消费者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和驱动力，全民节粮爱粮行动仍需进一步深化落实。此外，相较于其他生活成本，粮食的价格相对较低，消费者对粮食浪费的经济损失感知较弱。尤其是随着快餐文化的普及，食品包装和外卖服务的便利性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对食物浪费问题的敏感性。另一方面，粮食安全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现行法律法规零散且效力不足，存在执法缝隙和监管盲区，导致市场主体监管低效。这使得粮食系统容易引发腐败等不良事件，给粮食流通环节带来安全隐患[35]。因此，需要统筹自查、抽查、核查等多种监管方式，实现粮食系统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应持续推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现代前沿技术协同发展，增强粮食系统的监管和约束水平，以实现生产力质态的跃升。

  在前文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现实基础和关键问题基础上，本部分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实现路径。包括以制度系统性完善为先导，优化节粮减损工作体系；以技术跨越性提升为核心，夯实节粮减损条件基础；以组织适应性优化为重点，推进节粮减损协同参与；以策略匹配性协同为保障，强化节粮减损工作落实。以期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生产关系需要与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为有效推动节粮减损工作增质提效，需要系统设计节粮减损策略，并细化具体执行措施，结合我国国情和粮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综合考虑。一是强化系统思维引领。深入贯彻习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将节粮减损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融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建立健全节粮减损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并探索建立节粮减损的常态长效机制，以实现工作增质提效。二是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为进一步落实节粮减损任务，需要对粮食损失和储备进行科学管理。一方面，加强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建设，科学测算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另一方面，探索开发粮食损失调查评估方法，建立统一的全链条损失测量维度，定期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推行促进节粮减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立减少粮食损耗浪费的成效评估和奖惩机制，以确保措施的有效性。三是推动关键技术标准完善。加快更新完善粮食适度加工的工艺和标准，细化不同种类粮食加工精度和标准范围。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粮食加工工艺和标准监管体系，实施严格的资格认证和监督检查，确保粮食加工企业严格遵循国家和行业标准，以推动节粮减损工作落细落实。

  聚焦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将前沿技术匹配和应用于粮食减损的各个环节，并根据粮食减损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研发策略，以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基础，不断提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一是积极推进核心生产技术创新。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原创性和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涌现，解决种源“卡脖子”难题，挖掘耕地的综合利用潜力，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向田间地头延伸。二是促进储运关键技术的提质升级。提升低损高效收获机械的研发制造水平，融合损耗监测和智能化技术以提高储运设备的性能，加快粮情监测、机械通风、环流熏蒸和谷物冷却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探索高效低损的粮食物流模式，推动散粮运输设备的有效供给，提高粮食物流的智能化管理水平。三是攻克粮食加工薄弱环节的技术。强化粮食加工的源头管控，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粮食综合利用效率，深入挖掘米糠、麸皮、豆粕等加工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潜力。同时，持续优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推动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匹配，提升粮食供应端的生产、储存和加工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在节粮减损中的转化和应用，探索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技术服务，打通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最后一公里”。

  粮食管理无法依赖单一市场主体来调节存量和保障供应，因此需要通过政府政策适度调控，并推动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一是优化组织结构以增强适应性。根据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将政府、企业、农户等纳入协调机制，打破各主体之间的固有屏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建立内部畅通、协调互嵌的组织网络，凝聚行动共识，加快推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粮食安全治理，发挥其在宣传教育、技术推广和组织动员等方面的优势。二是构建高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一方面，完善政府的粮情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粮食损失监测和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通过设定和执行统一的行动方案，探索构建有效的协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的现代储粮机制，打造标准统一、结构优化、调配高效的粮食保障系统。针对粮食收储企业和粮库等仓储单位，积极开展老旧粮仓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提升其存储效率和安全性能。三是强化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通过构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入分析节粮减损的需求和阻碍，促进技术转移和共享，帮助农户掌握适合的节粮减损技术方法。同时，设立粮食损耗信息公示平台，定期发布粮食损耗数据和减损成效。通过公开透明的数据披露，提高社会各界对节粮减损工作的关注和参与，营造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

  落实粮食作为具有准公共品属性的特殊商品，节粮减损涉及的链条长、环节多且范围广，其市场自调节机制难以有效适应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需要坚持经济激励、行政引导和法律约束的多维联动，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一是以经济手段激励，提高节粮减损意愿。加强对餐饮经营单位浪费行为的调查监测，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餐余垃圾阶梯收费等奖惩手段，形成反对餐饮浪费的示范效应，激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节粮减损工作，营造节粮爱粮的社会氛围。制定行业标准和合规指南，帮助企业了解并落实节粮减损工作要求，推动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机制。二是以行政手段引导，提升管理规范化水平。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报道力度，提高全民节粮减损意识，引导消费者厉行节约、合理消费。同时，制定涵盖加工、储存、消费等环节的行为规范，开展常态化食物浪费监测、抽查和核查。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群体性餐饮管理，促进问责工作规范化，通过机关餐饮新风尚引领社会消费观念的改变。三是以法律手段约束，强化依法节粮减损。扎实推进节粮减损法律宣传教育，普及节粮减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监督等方式严格控制餐饮浪费，确保节粮减损工作的有效落实。此外，在深入挖掘和分析监管数据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精准、高效和规范的综合监管体系，明确节粮减损法律约束的适用标准、效力范围和问责体系，以不断强化节粮减损的工作考核。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更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确保新发展阶段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任务。深入实施粮食安全战略，推动粮食全链条的节约减损尤为迫切。通过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传统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基础上，融入创新元素和技术力量，实现生产力质的跃迁，为推进粮食全链条减损提供更多元、更高效、更智能和更精准的行动方案。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促进粮食减损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关键问题，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从理论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风险科学性防范和生产关系适应性优化来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在实际应用中，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具备以下现实基础：政策支持体系日益完善、资源投入水平持续提升、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农业机械装备提档升级。然而，在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链条减损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节粮减损工作体系有待健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面临挑战、高效粮食流通体系尚未形成以及节粮减损监管力度仍需提升等。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应以制度系统性完善为先导，优化节粮减损工作体系；以技术跨越性提升为核心，夯实节粮减损条件基础；以组织适应性优化为重点，推进节粮减损协同参与；以策略匹配性协同为保障，强化节粮减损工作落实。未来，仍需继续深入理解和挖掘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赋能空间，进一步强化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根基和动力源泉，解决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减损的痛点和堵点，为全球粮食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